在中国，文凭的重要性可以这样形容，  “文凭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文凭是万万不能的。”大型国有企业面向社会招工，公务员报考都以大专学历为最低入门底线，全国统一的教师职称评定制度，学历更是必不可少的“硬件”。

同等业绩下，学历的高低决定着职称的高低。师专就要优于中师，本科就要优于师专，研究生则优于本科。在这样的用人机制下，想不让人们重视学历，可能吗？而考不上大学，就进入不了正规的劳动市场，只能在一些低级的劳动市场中做一些报酬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这也是曹湘凡、王伟强们生命不息、高考不止的原因吧。所以也无怪乎一些领导和专家一方面义正严词地斥责应试教育，一方面又在鼓励孩子报考名校。启功大师是被大家公认的中国学术史上的知名人物，但启功只读完了高中，辅仁大学校长陈恒的一力提携，才使他走上大学的讲台。梁漱溟第一次报考北大没被录取，第二次报考时，读过梁漱溟文章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对梁漱溟说：  “你不要再考了，到北大来教书吧。”于是，梁漱溟先生成丁北大的一名教师。这两位大师如果身处于今天的貌似公正、刚性，实则僵化、呆板的用人体制下，他们能有脱颖而出之机遇吗？

    正因为高考与民生联系如此密切，所以中国高考的日子成了不是节日胜似节日的日子，每一地方的高考成绩则成了那一地方父母官的政绩。于是有的县高考成绩下降，县委书记向全县检讨，并被免去教育局局长、县一中校长职务；某区没有完成预定的“高考奋斗”目标，区委、区政府联合下发文件，对区教育局通报批评，并要求限期整改，并把升学率作为业绩考核内容以兑现奖惩，把“大打高考翻身仗”作为全区教育系统工作的目标。在这样强大的考试文化的趋势下，希冀确立一个高标独立的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一决雌雄，结果这一新的教育理念不仅无法撼动应试教育，而且还有被应试教育同化的危险。于是许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改革者尽管不断地以理论、以实践与应试教育作斗争，但都免不了落入无物之阵的困惑、傍徨，最后以不了了之收场。

    中考、高考中残酷的竞争，其实质是社会上激烈的就业生存竞争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而这激烈的就业竞争，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僵化的用人体制阻碍了人才的出路。所以，考试制度的弊端表现在教育，根系却在社会。    改变当前的线性人才培养方式，构建人才成长的立交桥是国人期盼已久的心愿，21世纪“中国制造”的蓝图的实现需要更多的来自本土的高级蓝领。近

几年，媒体也不乏对某地高薪聘请高级技工的报导，国家每年也通过表彰“十大杰出技工”为社会确立尊重工人、尊重劳动的舆论导向，国冢领导人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更是有目共睹。但中职教育的发展，在社会上并没引起应有的“热度”，无论学生还是家长对中职的关注度都不高，这与中职教育体系的自身不完善有关。与普教有本科、硕士、博士相比，我国职教只有初级、中职和高职，最高的学历是专科，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职教有从初级到博士的各个层次。这样在体系方面，我国职教就显得先天不足。特别是在社会上学历依然等同于能力的风气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学历能更高一些，职教的最高学历是专科，这自然限制了人们对职教的热情。上不同类的学校，毕业后身份确实存在着干部和工人之分，职业院校的定位就是培养服务于一线的人才，使之具备一定水平的职业技能和实践能力，从职业院校毕业后的身份是工人。

提高工资待遇和晋升职称只能在企业编制范围内进行，与事业编制的干部相比，各方面的待遇都要差一截。所以，尽管国家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现实中也出现了“技工荒”，在一些地区，高级技工的工资比硕士生、博士生的还高，但只要学生能考上普通院校，还是不屑于上职业院校，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就业后的身份因素。毕竟从工人成为高级技工的路途很漫长，而普通院校学生毕业后，经过一定程序的招聘考试就能取得干部的身份。

    职教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启示我们，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建设，许多特别好的政策很容易成为空中楼阁。

    任何一项改革，都涉及观念、理论、制度行为多个层面，热于理念、疏于制度、怠于操作、理论迟迟不能转化为制度，必然造成人心混乱和迷惘。制度创新今天已成为考试文化创新的瓶颈。

    高校自主招生的一个重要支点在于高中学校的公平推荐，它也遇到了社会诚信程度的挑战，但其深层原因依然是制度问题。

    哈佛和牛津一直是世界名校之楷模，它们之所以成“名”，恐怕和其强大的“大学精神”不无关系，在1986年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前，哈佛大学按旧制（因为罗斯福总统应邀参加了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向时任总统里根发出邀请，里根欣然受邀，但他私下里提出一个个人要求，希望哈佛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这本是件不难办的事，况且有的国家已这样办过，可哈佛大学校董会反复征求哈佛师生意见后，里根的要求遭拒。这就是哈佛风骨，不为权势所囿，不为时尚所惑，得罪总统也不能辱没哈佛精神。无独有偶，英国牛津大学刃；坚持录取标准，拒绝了英国首相布莱汞与副首相、教育大臣、议会的层层说情，不录取英格兰一女考生（这位女学生成绩够牛津录取标准，就是教授面试未通过）。当牛津大学听到布莱尔首相埋怨牛津大学太古板时，牛津大学当即取消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的决定。这就是大学应有的独立精神与品格，不屈就于权势与世俗。然而，这样的大学精神是需要大学有一个超然、独立的地位为前提的，如果行政力量对大学可以为所欲为的话，那么强大的大学精神是无从产生的。

    推进考试模式的变革和创新考试文化的机制，将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它要直面传统文化的挑战和现实既得利益的围剿，尤其是如何在改革中理顺现有的考试制度，让它成为新的考试文化的孵化器，成为人才成长的加速器和起跑板，它也在考验着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和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今天新课改实验区的中考改革和部分高校自主招生的尝试，几年来职业教育的超常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打破传统的考试制度坚冰的希望，也预示着一个创新的考试文化正在诞生。在这期间，我们也能感受到旧有的考试模式的巨大惯性，以及这些新的改革在夹缝中生存带着镣铐跳舞的艰难。像鲁迅先生所指出的，中国的因袭势力太强大了。但是，为了不让“应试教育”再挟持我们的教育和我们民族的明天，推进考试的文化创新，我们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