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文化——引领发展的精神财富

  培正中学的创校元勋廖德山先生，是广东番禺人，毕业于博济医院，是孙中山先生的同学。中法战争后，廖先生心忧国运衰败和科举制度对国家和人才的摧残，于是有倡导新学的想法。一日，美国传教士纪好弼牧师邀请廖先生为所办圣经学院监考，向廖先生询问学生对所读之书是否熟读成诵。廖先生回答：“书即使读熟了，但如果读的都是四书五经，没有真才实学，仅靠品行和

德行怎么让国家强大呢？”纪牧师说：  “我是一个外国人，我的职责就是传播基督教义。倡导新学，只能依靠中国人的自觉行动。廖先生您是中国人不为国家谋划，我是一个外国人，又怎么能用新学的标准去要求学生？”廖先生由此深感使命之重大，于是邀请挚友李济良、冯景谦先生同为发起人，并和纪牧师创办的研道四季班的一些志同道和者共同组建了学校董事会，租赁德政街一所民房为校址，定校名为培正书院。培正书院于光绪十六年春开学（1890年）。

  培正除教授传统中华文化课程外，还引入西方科学文化：有数学、英语、音乐、体育、卫生等科目，以求强国之道，获得在海外得风气之先的华侨的心理认同。培正书院的建立，奠定了广东新教育的基础，它先于戊戌变法八年，开国人办新教育之先河。

  科举制度废除于书院创办之后的16年。当举国的学校都把四书五经奉作圭臬，把八股文奉作进身之敲门砖，让读书人悬梁刺骨地苦学应试之时，培正书院则于斯时废八股、兴新学，其高风远识不能不让人有高山仰止之感。

  培正中学百余年教育史告诉世人，创校先贤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一所绵延百年的名校，还创造了光耀后人的精神财富——校长文化，启示未来的办学者——校长的视野决定学校教育理念的高度。

  学校的教育理念是学校对教育的信仰，规定着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向，是学校的办学方针“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的体现。

  培正中学的三位创亦者有许多共同点，三人都曾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都有一定的国外生活经历，都是学医出身，又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其中冯景谦、李济良二人既是医生又是传教士。这样的经历使他们既有中国读书人“兼济天下”的抱负，又有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的宽广视野；西医的学习使他们较早地掌握了西方的科学知识，笃信基督又使他们把行善、服务于大众作为终身的信仰和必做功课。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眼光，所以才有“至善至正”，倡导新学的理念。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有这样的人办这样的教育，是中国教育之幸！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皆从学医开始而成为中华的一代文化巨人，未必仅是巧合，“校长的视野决定学校的成败”，以培正观之，信然。  校长办学必须要有奉献的精神。不管把校长看做是职务还是职业，如果一个校长希冀以办学致富，他绝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为教育所做的都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蔡元培、张伯苓如此，梅贻琦、陶行知也是如此。培正从67个银元开办，历尽艰辛、惨淡经营。1905年由于经济来源枯竭，一度停办。廖德山先生不但不取校酬，并且用自己的家财资助学校。

  培正对学生却是十分慷慨，尽管是民间办学，但不忘公益之使命。对海外侨胞的捐款严格管理、精打细算。在培正学校学习的学生学费全免，以示奖学，膳费由学生自备。学校有对贫苦好学、成绩优异的学生补助一部分伙食费用的制度，有时由教师为学生提供类似的帮助。廖德山先生对黄如石、何福信等一些才华出众的学生尤为关心，总是自己掏钱为他们提供伙食费。当今天“乱收费”几乎成为教育痼疾时，回视百年培正，追思其校长文化中所展现的引领精神，怎能不让人感慨万分？

    培正学校，经过近20年的惨淡经营后，李锦伦先生、杨元勋先生、黄启明先生自美国返国，主持校政，他们引进西方的教育经验和课程，开华南地区教育与世界潮流接轨的先河。李锦伦离开培正后，曾任沪江大学副校长，中国外交部代部长。杨元勋先生是美国列治文大学文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回国后曾任孙中山大元帅秘书，1914年受校董事会聘请入主培正．当时培正只有小学。正值培正处于困难时期，经费入不敷出，眼看无法维持下去，杨先生受命于危难之间，认为增办中学才是出路。校董事会通过筹办中学的决议，并交由杨校长负责，杨校长随即到处宣传，尽心规划，又得到海外华

侨汇款赞助，于1916年初开办中学，杨校长认为培正中学应有与之相适应的光辉标志，于是创制了“红蓝”校色、校旗，并选歌谱，由李竹候先生作词，制成培正校歌。今天，红蓝火炬、培正校歌已成为凝聚一代红蓝学子的精神载体。“培后进兮其素志，正轨道兮树风声”，足见其对教育使命之把握，  “爱我培正谟谋远，永为真理之干城”，足见其对真理的追求。杨先生先后三次出任培正学校校长，皆有不凡建树，不仅因其献身教育的忠诚，也在于他学贯中西的才华和社会活动家的视野，“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培正中学历届校长中把握校长文化最深刻的该是黄启明先生。黄校长小学肄业于培正学校，中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归国后任教岭南大学，1918年回培正母校任校长，至1939年病逝于香港，20年间，培正成为当时有一定世界声誉的中学名校，先生居功至伟。

    黄启明先生刚任校长时，校内建筑只有教室、宿舍各一所，供师生300人用，黄校长两次赴海外募集资金，得海外侨胞捐助，先后兴建古巴堂、美洲堂、青年会、澳洲堂、图书馆等校舍以及中学教员宿舍两座，高、初小学宿合各四座，女小课堂一座，并购买毗连本校的芳园作为初中教室及宿舍，还购买了海心沙滩地作为校产。

    黄启明留下的不只是一幢幢“大楼”等校产，更重要的是使培正的“至善至正”的“红蓝精神”发扬光大。培正不仅重视学生的学业，也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黄启明为学生题词“敬业乐群”，希望学生不仅要发扬培正传统，更要融入社会，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鼓励学生“青年不要做大官，要立大志，做大事”。培正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给学生张扬个性的空间，有戏剧社、篮球队、足球队、网球队、游泳队，学生还出版了《培正青年》等多种刊物。培正中学的运动员，曾代表国家出征第六届、第八届远东运动会。1922年，培正排球队参加第九届广东省运动会并获得冠军。    黄启明先生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享有很高声望，1927隼，代表国家出席世界教育会议，1930年赴印度出席亚洲教育会议。

    1931年，黄启明校长应香港、广东西关学生家长要求筹建香港、西关两处分校，以方便两地儿童就学，在校内兴办青年会义学一所，使附近贫苦儿童不至失学。随后在学校南边建平民学校，由青年会主办，学生义务任课，以推行平民义务教育，减少文盲。七七事变后，广州受空袭影响，为维护学校生存起见，学校先后迁至鹤山城及澳门。在鹤山城时，先生领导员工投入抗战教育，展开后方抗战救亡宣传工作，包括发动购买救国公债，捐制棉衣，慰劳战士，校内捐款，组织员工抗战宣传工作，演出救亡剧，设立平民学校等。后来广州沦陷，难民流落港澳，不少青年儿童失学，黄启明先生又倡办国难服务团，自任服务团委员会主席，集资万元，从事救济救护及抗战宣传工作。在国内提供国难免费学生名额共150名，以帮助无力就学青年解决困难。黄启明先生对两广浸信会所办的医院、孤儿院、安老院、麻风病院等慈善事业都认真负责，兼f壬耳p务20多年。在黄启明身上，我们能够感悟到校长文化的廉洁奉公和校长文化为了人才的培养体现的鞠躬尽瘁。因积劳过甚，黄先生于1939年4月病逝于香港，享年52岁，出殡之日亲友们冒雨送行，送行人数达sooo多人，从中我们足以看出校长文化影响社会的伟大力量。

  黄启明校长生活的时代，大概不会有学校内涵发展的概念，更不会有特色办学之说。但黄启明校长任职培正期间，培正驰誉国内，有燕京、岭南、沪江等国内高校和一些外国高校对培正高中毕业生免试入学，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曾到培正参观，为培正留下了“北有南开，南有培正”的赞誉。学校的规模也日益壮大，从接手培正时的300名师生发展到抗战前拥有两处分校，4000多名师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校长是带着理念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校长以培育人才、服务社会为己任，以服务大众为办学的目标，这样的学校不求品牌而品牌自成，不求特色亦难阻发展。从教育本原上把握的校长文化，所展现出的文化伟力是令人震撼的，与当下一些校长只会以时髦的口号进行概念性的包装，却忘记了最根本的育人使命相比，差距何止天壤。

    杰出的校长造就着杰出的校长文化，杰出的校长文化又孕育着杰出的校长。1984年墙正中学复名后，历任校长都以光大培正的光荣传统为己任，用吴琦校长的自述诗句表达就是：“风雨教坛三六载，无悔红蓝十四年。”吴琦校长与朱素兰副校长（兼书记）上任后，提出“不争个人高低，只求事业发展”的宗旨，将培正中学的办学理念总结为“继承创新”。即继承和发扬培正中学的光荣传统，传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最广泛地吸纳世界各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将培正传统的精髓概括为“至善至正做人，敬业乐群处事，爱国爱校为魂”。